中国的革命者，不乏孙中山式的豪情、陈独秀式的执着、毛泽东式的谋略，但革命者们在让子弹飞起来后，从不曾具备曾国藩式的传统修为和宋教仁那般致力于宪政操作的理性和务实。中国从不曾有华盛顿那样的革命家，有革命之变革却无革命后宪政之营建，这才是百年中国革命的悲剧所在。比让子弹飞起来更难的是如何让纷飞的子弹停下来，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外，还应该说的是“宪政尚未圆满，公民仍需努力”。这便是《让子弹飞》使人们感同身受地看到了一种变革的可能后，我基于历史与现实所补充的一点隐忧和期望。 [阅读全文]

1911年9月，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事，湖北新军被清政府急调入川镇压。川路风潮僵持数月，无论是意欲将铁路收归国有的清朝中央政府，还是坚决维护铁路所有权的四川地方士绅，对峙双方都未料到形势会发展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地步。而更让清廷始料不及的是，湖北的革命党人又趁该省防务空虚发动了起义，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此崩解。事后连孙中山都承认，若无四川保路同志军起义，武昌革命或要迟一年半载。如今这场作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被大陆官方史牵强附会地吹捧为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而对于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立宪派人士，无论大陆还是海外的主流研究，均予以漠视和忽略。 [阅读全文]

所谓的毛泽东现象，实际上乃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病理现象，其病根在于中国人自宋、明以降的集体无意识创伤。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当中的许多主义之争，都是过眼烟云而已。真正在文化心理深处左右了历史的，乃是彼此共同的文化基因、或者说共同遭受的心理创伤。毛式“山党”的文化心理基础，既不是来自陈独秀那样的中国士大夫精英传统，更不是出自于《山海经》那样的文化始源精神，而是来自于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演义小说所显示出来的集体无意识创伤。演义小说所张扬的痞子文化的核心乃是权力崇拜，这种权力崇拜以欲望为动因，以美人和江山为争夺的目标，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特征。《山海经》里那种君子有所不为、君子有所必为、君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气度，全然被君子无所不为、无毒不丈夫之类的阴狠所取代。 [阅读全文]

张耀杰说，他的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是为当下社会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我所钩沉和讲述的虽然是政学两界老辈人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二十一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正是有这样宏大的理念支撑，使张耀杰的史学研究决然不同于象牙塔里学究式的吊书袋；正是行文间所时时流露出的人文情怀和公民理性，使张耀杰那些论述细致、旁征博引的长篇大作更具有了值得阅读和品位的现实和未来价值。 [阅读全文]

由小岗村所开启的中国农业政策改革以至于整个改革开放，其起点是填饱肚子，在如此低的起点上竟还能力挽狂澜，开启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未滑向底层革命，可谓是个值得细细推敲的历史奇迹。而更堪称奇迹的是，改革三十年来许多中国人竟仍停留于动物求生本能驱动下的自救意识，而匮乏现代公民自治和超越生存权的维权意识。 《小岗村的故事》前两章回溯那场已被中共主流宣传所肯定了的变革，但并未就此停留于“小岗村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是用更多的篇幅讲述变革之后这三十年小岗村所经历的风雨。作者纪实性的简述多为蜻蜓点水，但不难从中揣摩出弦外之音，不可不谓是为跛足改革所敲响的警钟。 [阅读全文]

【摘按：政府不喜欢这样的真相，因为不够和谐，说实话我也不喜欢这样的真相，因为它让我陷入深深的绝望，尽管对这样的真相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异。这何止是社会风气的问题？我想起《我的团长我的团》里虞啸卿的话：仗打到这个地步，当兵的都该死！这个国家、这个族群堕落到这个地步，你我又该又能作何感想呢？】 发布者：王睿卿 转自校内 以下都是现场群众所言，可惜被媒体无情的回避了！本来都不会死的，当时旁边就有打渔的船，那些同学哭着跪下求渔民下去救人，几个渔民无动于衷，据说那里经常有溺水死的。当地有打捞队，打捞一个尸体12000，一般是见死不救的！那是财路啊！ 怎么不报道事情最后几名大学生尸体泡在江里，消防队员拒绝打捞，说一万块打捞一个，逼的老师们下跪。身在荆州我有幸能了解一些。 [阅读全文]

坦白说，《斗牛》在这方面也并无很大的迈进，它值得称道之处，首先是在最后控制住了情感，没有流于毫不抑制的做作煽情，感伤之中反思并未被消解掉；其次是整个故事隐藏着蜻蜓点水的批判色彩，导演将此寓于只可意会的反讽之中；第三最关键的一点，就像管虎所言，电影展现了希望，那是对生命的尊重，死亡面前的生之希望。 当牛二笑呵呵地说“什么都能过去”时，我想到了自己的祖辈们，他们就是这么熬过来的，把什么苦难都经历过去了，然后带着不愿触及的记忆，不留痕迹地离去，跟中国所有的普通老百姓一样。奶奶在跟我讲她偷麦穗的故事时，也是呵呵笑着的，笑自己四肢失去知觉一般瘫软在草丛里，动都不动了，也幸亏如此，她才没被日本兵发现。奶奶笑着，眼里含起泪，还说人老了，一想到过去的事就容易动感情…… [阅读全文]

《羞耻》出版于1983年，围绕“非理性的宗教和政治暴力是导致社会的羞耻以及无耻的根源”这一主题展开，拉什迪说，在羞耻与无耻之间有一个轴，我们转动它，两极的气候条件都是最极端和恐怖的类型，无耻、羞耻：暴力之根。这本书不仅是在影射巴基斯坦建国后的动荡历史，也折射出深陷于这种羞耻和无耻中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现实困境。而当新世纪到来后，本•拉登以野兽的方式将这一困境下的阴影带给了全世界，也给了那些冷战后对人类社会发展过于乐观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当头一棒，使他们终于想起除了上帝之外，还有一个真主安拉，他与拉登一道让西方在伤痛之余感到了脸红。 [阅读全文]

库克明确指出，暴政是一项犯罪。罗伯逊说，在库克看来，暴政罪就是绝对统治者在转变成暴君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行，而这些行为不仅是由统治者所处位置的性质决定的，还取决于其固执地想要摆脱议会、独立司法机构或其他任何制衡其权力的民主力量，实行专政君主制的专横。当统治者开始对人民进行有组织、有规模的压迫时，人民有权对其予以逮捕并交付审判。如果他辩称他的行为是由于能力不足或实在对人民利益判断有误，他可能得到赦免或将王位让给一个接受宪法限制的继承人了事。但如果他的不当行为是出于攫取绝对权力的动机，对他的刑罚应当是死刑和废嫡。 [阅读全文]

书中评论王朔主义时引用了朱学勤的话：“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朱学勤为此提供了“第三出路”：“在虚假和真实粗鄙之外，还有第三种精神状态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虚伪，也不痞子，维护人的起码尊严；既不受横暴侵犯，也不受伪君子的欺骗，同时也不与真小人同流合污。”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流氓主义，而是自由主义。朱大可这部书的一大遗憾就是，并未详细论及流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绝不应忽略的、更具有当下和未来意义的论题。无论是从字面还是从内涵来看，流氓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具有更亲密的关系，流氓主义可以导向国家主义，而在公民意识初步觉醒的社会大环境中，他更可以导向自由主义。作为中性词汇的流氓主义，具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潜质：退一步，它可以堕入国家主义的地狱，进一步，它就能升入自由主义的天堂。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