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小岗村所开启的中国农业政策改革以至于整个改革开放，其起点是填饱肚子，在如此低的起点上竟还能力挽狂澜，开启大刀阔斧的改革而未滑向底层革命，可谓是个值得细细推敲的历史奇迹。而更堪称奇迹的是，改革三十年来许多中国人竟仍停留于动物求生本能驱动下的自救意识，而匮乏现代公民自治和超越生存权的维权意识。 《小岗村的故事》前两章回溯那场已被中共主流宣传所肯定了的变革，但并未就此停留于“小岗村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是用更多的篇幅讲述变革之后这三十年小岗村所经历的风雨。作者纪实性的简述多为蜻蜓点水，但不难从中揣摩出弦外之音，不可不谓是为跛足改革所敲响的警钟。 [阅读全文]

《羞耻》出版于1983年，围绕“非理性的宗教和政治暴力是导致社会的羞耻以及无耻的根源”这一主题展开，拉什迪说，在羞耻与无耻之间有一个轴，我们转动它，两极的气候条件都是最极端和恐怖的类型，无耻、羞耻：暴力之根。这本书不仅是在影射巴基斯坦建国后的动荡历史，也折射出深陷于这种羞耻和无耻中的整个伊斯兰世界的现实困境。而当新世纪到来后，本•拉登以野兽的方式将这一困境下的阴影带给了全世界，也给了那些冷战后对人类社会发展过于乐观的学者和政治家们当头一棒，使他们终于想起除了上帝之外，还有一个真主安拉，他与拉登一道让西方在伤痛之余感到了脸红。 [阅读全文]

一个毫无诚意、不受制约的政府实行的所谓善政与仁政，只能是披着善治外衣的实实在在的恶政与暴政！何来民主与善治可言？哈维尔说，“如果我们不建设一个人性的、道德的、尊重智慧、精神和文化的国家，我们决不能建立于一个基于法治的民主国家。如果不以某种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为基础，最好的法律和设想得最好的民主机制也不能在自身之内保障法治、自由和人权……没有共同拥有和广泛确立的道德价值和责任，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行。”道德政府即是诚意政府、有限政府。诚意在哪里？在每一个人尤其是施政者们的心里——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所谓，上善若水。否则，民主与善治从何谈起？ [阅读全文]

《集结号》里，王金存在战场上吓得哭鼻子，而当拼到最后，还活着的人都骗谷子地说听见集结号声了的时候，惟有他如实说，没听见，语气平实而决绝。《投名状》里，当庞青云纳降苏州城后背信杀俘虏时，城楼上的士兵边流泪边颤抖着把箭射向城楼下的俘虏。俘虏中有当年他们做土匪时的弟兄和同乡，而今各事其主，一方为朝廷卖命，一方效力于洪秀全，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当生与死迫近于眼前，一切皆归于虚幻，唯有这眼泪才是真切的。他们不是英雄，也不是狗熊——他们是人，活生生的人——不是野心家们争权夺势的棋子！愤青们怒斥《集结号》败坏英雄形象，美化懦夫。我苦笑，中国人向来热衷于做英雄的春秋大梦，虽然中国人一直都如狗熊般地活着——这便是棋子的宿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仔细思考：我们如何才能做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有着独立人格的人？起码《集结号》和《投名状》已经引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是人，不是棋子！ [阅读全文]

在统治—统治者—被统治者的国家政治关系中，我们有两种建构选择。一是霍布斯提出的非对称性的国家主权至上的理论，有一个处于单一领导地位的统治者，民众只能服从和接受其统治，“国家”被神圣化。二是以麦迪逊、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提出的，以公民自治权为基础的对称性的多中心复合制国家——这便是联邦体制：一定的公民群体组成自治政府，若干自治政府为了更好地追求公民的自由和福祉，而经各自制下的公民授权，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联合起来组成联邦政府。自治政府和联邦政府处于平级地位，并共同受制于联邦宪法，公民受自治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双重管辖和保护，公民自治权高于国家主权。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的开篇写道：“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如今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分岔路口上，希望无论政治领袖还是普通民众，都请慎思：中国，路在何方？ [阅读全文]

(刚在博客中国看到博文《男子称扶摔倒老太反被告 被判赔4万》。据称一男子因扶摔伤的老太，反被老太一口咬定他便是摔倒自己的人，并诉诸公堂。先不论孰是孰非，南京鼓楼区法院的判决结果再次彰显了我们法制系统的“中国特色”：“按常理分析”、“根据社会情理”，很难相信这是严肃的法院判决书的用语！很明显，无论原告还是被告而言，这都是一起证据不足的但却被法院“按常理”给判了的案件。作为局外人，我们许多人当然没有证据确信被告就是被冤枉的，但关注此事的网络公众们却一边倒地支持被告。我知道，大家也并非是在针对这位老太，这是我们对已相当普遍的社会道德与公德沦丧的痛心疾首，对重建社会道德与公德底线的深切期盼。然而，恰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的法律体系却再次彰显了自己的庸碌与信任的缺失。此事让我想起了自己这篇旧文，利用人的良善之心乃是最卑鄙最可耻的行径。并非是针对原告，也没有兴趣针对法院，而是对我们整个的生存环境而言） [阅读全文]

我时常穿行于这条小路，以前从未留意过这些路旁的小摊位。但此时此刻，雨帘掩映下，我看到的却是一幅让我目瞪口呆的场景。他们或草草裹着雨衣，或打着把破旧的雨伞，安安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摊位跟前。或呆望着雨景，似乎若有所思。或微闭双眼，似乎是在趁此期间休息着。雨水肆无忌惮地侵袭着他们，他们却似乎浑然不觉，犹如一尊尊雨中的雕塑。 这应是一幅何等的场景呵，它足以让抒情家们诗性大发，让政客们叫喊和谐，让科学家们大放厥词：“不必敬畏自然，何苦生在中国！”而我，我看到的只是两个字、一个对不幸生在中国的中国人而言，最根本也最无奈的词汇——尊严！ 壮丽、凄美、肃穆，一刹那的震撼，我的心彻底沉了下来。雨声消失了，雨帘静止了，这世界竟是如此地安静、安详、安然。 壮丽、凄美、肃穆、安静、安详、安然——只因为他们都成为了，静物！但前者的华丽却掩埋了他们的静寂。他们就这样沉默着，被任意地忽略着，最终消逝得无影无踪。 [阅读全文]

《元律》规定行凌迟之刑，要对受刑者脔割一百二十刀，明朝建立后，崇尚酷刑的朱元璋嫌一百二十刀太少，一下子改定为三千五百刀。但试用了一段时间后，行刑者普遍反映“指标”定得过高，最多的一次割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后受刑者就断气了。于是朱元璋只得降低要求，将刀数确定为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袁崇焕在挨了这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后，终于离开了这世界。十四年后，曾是袁崇焕得力爱将的吴三桂，向清兵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大明朝终于走到了终点。 我想，即使袁崇焕没有获罪，没有被凌迟，大明朝的败局也是无法挽回的。因为这是一个充斥着凌迟思想的朝代，这个国度已经被朱氏“凌迟”了近三百年，够缓慢了。但是，明朝亡了，凌迟思想并没有消失，只不过由朱氏凌迟改作了爱新觉罗氏凌迟而已。我们的国度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几千年，够缓慢了。 今天我们好歹文明了些，至少没有赤裸裸的凌迟之刑了。但我想，封建统治者们发明的凌迟，脔割的是受刑者的肉，是对受刑者肉体的折磨。而现在我们盛行的则是精神凌迟，脔割的是受刑者的精神，是对受刑者精神的折磨，比如现在许多大陆异议者的遭遇。这是残忍与卑劣的结合——这便是我们这个时代。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