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革命者，不乏孙中山式的豪情、陈独秀式的执着、毛泽东式的谋略，但革命者们在让子弹飞起来后，从不曾具备曾国藩式的传统修为和宋教仁那般致力于宪政操作的理性和务实。中国从不曾有华盛顿那样的革命家，有革命之变革却无革命后宪政之营建，这才是百年中国革命的悲剧所在。比让子弹飞起来更难的是如何让纷飞的子弹停下来，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外，还应该说的是“宪政尚未圆满，公民仍需努力”。这便是《让子弹飞》使人们感同身受地看到了一种变革的可能后，我基于历史与现实所补充的一点隐忧和期望。 [阅读全文]

【摘按：政府不喜欢这样的真相，因为不够和谐，说实话我也不喜欢这样的真相，因为它让我陷入深深的绝望，尽管对这样的真相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异。这何止是社会风气的问题？我想起《我的团长我的团》里虞啸卿的话：仗打到这个地步，当兵的都该死！这个国家、这个族群堕落到这个地步，你我又该又能作何感想呢？】 发布者：王睿卿 转自校内 以下都是现场群众所言，可惜被媒体无情的回避了！本来都不会死的，当时旁边就有打渔的船，那些同学哭着跪下求渔民下去救人，几个渔民无动于衷，据说那里经常有溺水死的。当地有打捞队，打捞一个尸体12000，一般是见死不救的！那是财路啊！ 怎么不报道事情最后几名大学生尸体泡在江里，消防队员拒绝打捞，说一万块打捞一个，逼的老师们下跪。身在荆州我有幸能了解一些。 [阅读全文]

当情义为利益所取代，价值传承体系分崩离析，生命历程便堕落为一场投机。当大人们在婴幼儿奶粉里加入三聚氰胺，我的心还是被震颤，不禁仿用一句话作叹问：“哦，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对你们做了什么？”——扪心自问！我们如何给先人和后人一个交代？这次毒奶粉事件便是各路投机者们合谋酿成的。奶农、生产奶粉的企业、国家监管和质检部门、维护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甚至包括众多媒体和所谓的专家。他们丧失了任何的精神信仰（包括马列主义），物质享受是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他们无需对过去和未来负责，无需对法律负责，无需对人民负责，无需对别人的孩子负责，他们共同将三聚氰胺加进了孩子们喝的奶粉里。笑蜀在自己的文章中犹反思我们缺乏公共精神，作为父母我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孩子，而从不去顾及他人的孩子。但事实上，我们不但连这样的公共精神是不具备的，而且在投机者们的潜意识里，只要不是自己的孩子，任何别人的孩子都是可以去坑害的！ [阅读全文]

在汉语里，“刁民”一词本意指有智慧、头脑聪明的百姓。但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喜欢的是愚民，太过聪明的脑壳是不受欢迎的，是要被砍掉的。 于是“刁民”这个词便逐渐被统治阶层涂抹为了贬义，主要意指不服管教、不体谅人民公仆、不懂得社会和谐、不老老实实做老百姓的野蛮分子。 这类野蛮分子的确让人民公仆们伤脑筋，他们往往恶狠狠地说一句：穷山恶水出刁民！其实老百姓再“刁”，所求的也只不过是安稳地过自己的日子。就如有人所言，中国的底层百姓不被统治者折腾个五六代甚至十几代，不被逼得走投无路，断不会行揭竿起义之事的。是什么在逼智慧的“刁民”变成野蛮的“刁民”？不是穷山与恶水，而是那些不断折腾他们的人。穷山恶水出地霸，穷山恶水出酷吏——也可以倒置而言——山穷水恶因地霸，山穷水恶因酷吏。 [阅读全文]

枉你号称博学多才，枉你号称当代走得最远走得最多的知识分子，你根本不懂或者说不想懂何谓现代普世文明。在你的专制“毒液”里，个体的异议声音就是闹事，就是反华，就是意欲灭亡你眼里的“中华”！在你的眼里，政府就应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一言九鼎的，政府部门就是一块统包统揽的铁疙瘩，说干什么就得统一步调大家一起上，而不是如一台复杂精致的机器一样，有着不同部门间细致的职权划分。在你的眼里，中国已经曙光初现的宪政法治安排就是摆设，以法律为武器和以法治为保障的公民和政府的互动就是个人在造反，在以下犯上，在破坏你眼里的“中华”！在你的眼里，民众和政府都是白痴和野兽。他们不懂得协商和妥协，不懂得思考和反思，不懂得雅各和上帝的斗争并非征服对方而是相互理解对方、接纳对方，他们一斗起来就要毁掉你眼里的“中华”！——余秋雨，你用你眼里的“中华”绑架了所有中国人！ [阅读全文]

是作为纳税人的人民在养着政府，政府对上帝负责也要对人民负责，从制度法则上接受人民的有效约束。在具体的制度操作层面，国家是公民为个人自由和福祉而以宪法为契约所组成的联合体，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公民通过宪法性契约所作的授权和委托，公民授予政府权力是为了后者能有效地对前者尽义务和责任——政府的本质是责任——公民有权并且应当以宪法为凭证而对政府问责！这是对自己负责，也同时是对整个共同体负责。在形而上的精神层面，构成宪法性契约的规则条文正根植于那“有大美而不言”的自然法则。大自然不能代替人间的具体规则而对统治者予以约束，同样也不能以人间法则的形式而对尘世施以具体惩戒。我们应当学会如何将“利维坦”关进笼子里，问责是为了督促政府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自己负责，也同时是对整个共同体负责。 [阅读全文]

林贤治评论道，阿伦特强调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实质上是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中的意义。这正是她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基础——群众问题的深入思考的结果。在极权主义运动中，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跟着希特勒这样一个独裁者跑了？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能够靠像艾希曼这样粗鄙、肤浅的人来支撑？在阿伦特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并非是要代替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极端的恶”的概念，恰恰相反，前者未尝不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无思想的平庸者之所以会为恶，“平庸的恶”之所以能引发灾难和浩劫，正是因为有像希特勒这样的“极端的恶”者在背后进行操控，而后者的如日中天也正是有赖于前者的跟从与拥护。“平庸的恶”制造灾难与浩劫，但并非灾难与浩劫的始作俑者。 [阅读全文]

其实该网友大可不必忧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温总理从来就没有真正践行过这些美丽的句子。就像“*八条”一样，随口说说而已。 我相信温总理的博学多才，就象我相信江主席发型的齐整一样。但是，屈原只能哭，郑板桥只能听，因为他们无权无势，他们只有悲天悯人的文人情怀。一个总理当然也应该具备这种情怀，但老是、只是拿这个说事就不应该了，就像主席老拿发型显摆一样，还不如干脆去做个剃头匠。 温总理自比屈原、郑板桥。最后您是不是就该自比李煜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阅读全文]

作为中国新闻出版署的副署长，邬书林同志说：“这个人我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就觉得咱们的邬副署长挺没素质的。相比之下，咱们温文尔雅的温总理素质就高多了，“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指巴金的《随想录》）。“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 我猜测，素质颇高的温总理在听闻自己手下放出这般厥词后，会找他来训话，“素质！注意你的素质！”也不怪温总理上火，真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在官场混的？还是温总理素质高，技术含量也高，我看到许多人包括章女士似乎也是这么个意思，“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就在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章诒和：《我的态度和声明》）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章女士的遭遇，但我想每个活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人，都应该有在“公仆机关”遭受冷遇的经历。我一些朋友的观点是 ，那是“小鬼当家”，其实上头的领导还是很客气的。换言之，下头的小鬼们素质低，上头的领导们素质高——真不知道我们要这么多高高在上的高素质的领导干什么？ [阅读全文]

强权畸形体制下的所谓强盛，只属于独裁者们，不属于俄罗斯人民。自由正轨体制下一点一滴的福祉，才真正属于俄罗斯人民，属于俄罗斯的未来。 叶利钦是安然辞世的，可谓难得的善终。叶利钦，此生足矣。 现在看来，叶利钦一生起码有两大贡献，一是在90年代初将戈尔巴乔夫请下了台，二是在90年代末将普京提携上了台。两者都意蕴深远，无论对于俄罗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我们中国。这也许让我们觉得新鲜，觉得不可思议，觉得难以理解。但是，无须复杂的理论，无须高深的见解，叶利钦用行动告诉了我们，政治游戏的确还可以这么玩的。 叶利钦去了。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他留下的是一个起点，一个范本，一种抉择，一种召唤。古老的东方，冥冥之中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叶利钦？难道我们所受的“鞭刑”还不够吗？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