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说,他的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是为当下社会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解释。“我所钩沉和讲述的虽然是政学两界老辈人的旧情往事,所要发扬光大的却是二十一世纪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正是有这样宏大的理念支撑,使张耀杰的史学研究决然不同于象牙塔里学究式的吊书袋;正是行文间所时时流露出的人文情怀和公民理性,使张耀杰那些论述细致、旁征博引的长篇大作更具有了值得阅读和品位的现实和未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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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时候翻看《史记》时,我曾对《高祖本纪》中刘邦那神奇的降生百思不得其解:“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当时我还很认真地向语文老师请教这段话的意思,他憋了半天,最后有点不耐烦地说:“反正它就是在告诉你汉高祖是天生龙种,是生下来就要做皇帝的人。”我似有所悟地“哦”了一声,其实还是不太明白。后来我终于知道,这段话所讲述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刘邦之母在湖边休息,梦中遇到了神。当时雷电交加、风雨晦暝,其父前往探视,却看到一条蛟龙正伏在其母身上。接着怀孕,便生下了刘邦——这个名正言顺、货真价实的天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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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也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悲哀所在。掌握主动权的只是统治者,无论儒、法都没有完全独立的的人格。为弘扬自己的学说,各学派都不得不向统治者“献媚”。双方都采取折衷主义,我退一步,采纳你的学说,你也退一步,以维护巩固我的统治为要务。否则,一切免谈! 儒学的“中标”,对儒家而言,对中国而言,对汉语思想文化而言,既是大幸,又是大不幸。思想,只能是思想者的事情,否则就无“思想”二字可言——夫复何求?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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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带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周云蓬用他那极富穿透力、充满沧桑感的嗓音,和看似粗糙其实是刻意回归原始、深入现实、体现荒诞的奏乐,告诉了我们,中国孩子是什么?—— 是吃人盛宴上的羹炙,是取乐的工具、消遣的对象,是“活该生在中国”的蝼蚁,是被斗争掉的、被沉默掉的、被忽略掉的、被代表掉的、被和谐掉的,中国奴隶!
但正如余世存兄《破碎的思想》里所言,“跟其他民族的人民不同,中国人民的罪与苦不曾充分必要地表达,它是喑哑的、沉默无声的。其他民族早已从人民中间产生出歌手、诗人、语言的天才、艺术家和幽默讽刺大师。但中国人民还不曾放开歌喉,不曾用笔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们不被允许也无能表白自己的思想,他们不曾把自己的灵魂从无明之境呈现出来。直到今天,中国的平民百姓仍无自己的音乐、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语言。他们生活着,劳动着,犯罪,受苦,有数无心,有量无力。他们是没有语言的灵魂,是没有自我造型力的生存。久而久之,他们是没有心灵的物种,没有认知的行尸走肉。”我不得不承认,周云蓬的《中国孩子》,只是这破碎思想中的灵光一闪而已。能够欣赏它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而已。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我想,让作者做出如此呼喊的,正是他对这个苦难群体的一番赤诚之心,一片悲天悯人的情怀。用老话说,就是爱之深,恨之切。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那我们要做什么,能做什么?——我们先要有人的尊严,先要为之“人”,而后才能、才会去做真正的中国人,一个属于“人”的公民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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