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斗牛》在这方面也并无很大的迈进，它值得称道之处，首先是在最后控制住了情感，没有流于毫不抑制的做作煽情，感伤之中反思并未被消解掉；其次是整个故事隐藏着蜻蜓点水的批判色彩，导演将此寓于只可意会的反讽之中；第三最关键的一点，就像管虎所言，电影展现了希望，那是对生命的尊重，死亡面前的生之希望。 当牛二笑呵呵地说“什么都能过去”时，我想到了自己的祖辈们，他们就是这么熬过来的，把什么苦难都经历过去了，然后带着不愿触及的记忆，不留痕迹地离去，跟中国所有的普通老百姓一样。奶奶在跟我讲她偷麦穗的故事时，也是呵呵笑着的，笑自己四肢失去知觉一般瘫软在草丛里，动都不动了，也幸亏如此，她才没被日本兵发现。奶奶笑着，眼里含起泪，还说人老了，一想到过去的事就容易动感情…… [阅读全文]

书中评论王朔主义时引用了朱学勤的话：“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朱学勤为此提供了“第三出路”：“在虚假和真实粗鄙之外，还有第三种精神状态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虚伪，也不痞子，维护人的起码尊严；既不受横暴侵犯，也不受伪君子的欺骗，同时也不与真小人同流合污。”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流氓主义，而是自由主义。朱大可这部书的一大遗憾就是，并未详细论及流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这是绝不应忽略的、更具有当下和未来意义的论题。无论是从字面还是从内涵来看，流氓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具有更亲密的关系，流氓主义可以导向国家主义，而在公民意识初步觉醒的社会大环境中，他更可以导向自由主义。作为中性词汇的流氓主义，具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潜质：退一步，它可以堕入国家主义的地狱，进一步，它就能升入自由主义的天堂。 [阅读全文]

“博爱”这个词对杰玛而言是奢侈的，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他只是一个长久挣扎于生死线上的流浪少年。残酷的现实很容易使人变得暴虐，变得与现实一样冷酷无情，比如舍利姆的成长变化。杰玛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始终保持着一颗仁爱之心，在全世界都对他弃之不顾时，他依然善待着这个世界，不会心存憎恨与报复，这便是小人物的博爱情怀。电影中杰玛的饰演者表演得很到位，他的眉目神情、举手投足都能让我们感受到杰玛内心的仁善。只是对杰玛这一面的展现显然不是电影的重心所在，故事后半段完全局限于突出杰玛对拉提卡那忠贞不渝的爱，导演试图以真挚的爱情来淡化两千万卢比的功利化因素，但却忽视了更深层面的也是更具现实意味和人道关怀的挖掘。在黑帮老大贾韦德的别墅，当杰玛想带已成为贾韦德情妇的拉提卡离开时，拉提卡问他，我们靠什么生活？杰玛执著而简洁地回答：爱。拉提卡对杰玛的回答流露出怀疑，她显然无法理解杰玛这个“爱”字的分量，那是“就像三个火枪手”一样的爱。是爱情，更是一颗仁爱之心。 [阅读全文]

疯狂是什么？疯狂就是一群穿着超人衣服的“超男人”在体育场里歇斯底里地嚎叫。衣服和嚎叫竭力掩饰着他们内心的空虚，烘托出一片虚假的繁荣，世界由此变得燥热与荒诞。片中的角色几乎都是这样的“超男人”，剥去伪装、闭上嘴巴，他们就是废人，或者说是提线木偶。耿浩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被裹挟着去做一个提线木偶，并一直竭力抗拒着做木偶的命运，他纯善、耿直、认死理，唯一的目的就是好好安葬师傅。而其他人则是利欲熏心之下主动献身，并乐在其中，不择手段，为之嚎叫，为之癫狂。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耿浩的不幸遭遇是偶然而必然的，似乎注定他要成为冤大头。所幸故事有一个还算完满的结局，好人洗冤、坏人受惩。只是在现实中这样的完满能有多少？我不敢去想。作为“反一号”的李法拉，小人嘴脸、奸商面孔，这个自称讲法律的“守法公民”，坏事做尽，却又活得如鱼得水，总能绝处逢生，一个典型的市井社会中处处钻营的小暴发户形象。纵使破产了他也会扮成超人在体育场里嚎叫，还想出雇凶杀妻以继承其遗产的诡计。在李法拉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与道德的沦丧，而丛林法则甚嚣尘上的社会大环境，正是孕育这类小人的摇篮。 [阅读全文]

不是形而上的思考，而是形而下的展现，展现我们这个时代处于社会大动荡中的卑微个体的命运。我们的历史总不乏这样的时代，但是我们的言说却少有对个体劫运的真实载录。在古代圣贤们眼里，这些卑微的个体是礼崩乐坏时混迹得志的小人，在今天，他们则是丛林法则下处于最底层被任意踩踏的小人物。当法制不彰、道德沦丧、文明被毁、尊严尽失，社会便蜕化为人吃人、弱肉强食的江湖，我们便成为身陷江湖、朝不保夕的猪狗，每个人都想挤出一个位置，并将他人挤死。庙堂之上的政治争斗又一次次地将我们裹挟，使我们沦为一粒粒棋子。人世间为何要有强权？为何要有压迫？为何要有争斗？为何要有屠戮？为何要有不公与不义？同样都是沧海一栗、凡胎肉身，为何有些人就非要踩在别人的头顶上，非要折磨别人而取乐，非要置别人于死地？我们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将要去往何处？哪里才是我们的归宿？这个世界还有希望吗？ [阅读全文]

此时这些作品的创作者们集体表现出了一种“批判无力”。毫无疑问，作为亲历者，他们当然知道那个时代的真相，他们也绝不想再回到那个时代，他们对那个时代的基调是否定的。这使他们决然有别于那些瞎了眼的只会歌功颂德的马屁文化者，他们本也可以成为时代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当他们今天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过上了安逸的生活时，他们回首人生，他们普遍觉得那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他们的目光变得极其狭隘，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那个大时代下的大苦大难，他们“忆苦思甜”般地怀旧，他们“遥想当年之豪迈”，他们“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他们说黄段子般炫耀着自己往昔的“风流艳史”。最终他们部分自愿部分被迫地完成了自我阉割，却成了实实在在的流氓——当这样的流氓一本正经地“怀旧”的时候，岂会不肉麻！ [阅读全文]

“每天早上，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具有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假如数出来是一个自然数列，那就是说，他还得上班，必须马上起床。假如数出来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下去”——这是王小波的中篇小说《2010》的开头。两个假设告诉了我们生活在2010年（或者说是未来中国）的两种不同的人：数盲与非数盲。后一种假设说明你已经不识数了，患上了数盲症，很荣幸地成为了一名数盲。前一种假设与之相反，你还是非数盲。 2010年的中国，数盲做的是领导工作，也就是领导者。非数盲做的是技术工作，也就是被领导者。人们用一系列正、反两方面的说法来试图证明这种安排的“合理性”：数盲不能按行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辨别方向，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这是正面的说法。反面的说法是：官方宣布的症状谁知是真是假。数盲清正廉洁，因为不识数也就不可能贪污，这是正面的说法。反面的说法是他们用不着贪污，只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正面的说法是领导的待遇并不超过工作需要，反面的说法是超过了好几百倍……数盲实行的其实是不进位制，任何事情只是工作需要。 [阅读全文]